作为一个被资本强力催长的分支，互联网医疗在中国的发展本身并不具备成熟的条件。虽然，中国医疗市场的变革正在展开，市场的需求也远高于供给，但互联网医疗的发展远未到达爆发的时点。在欠缺成熟催化剂的前提下，目前被资本强力推高的公司正面临巨大的发展模式可持续性挑战，2016势必将成为互联网医疗涅槃重生之年。
　　要理解互联网医疗未来发展的方向，必须首先理解中国医疗市场未来的走势。鉴于中国长期的老龄化和医疗服务需求的高涨，套用供给理论可能更适合作为医疗市场分析的框架。供给理论强调改善供给能力来调整需求，好的供给自然能带来需求，通过降低政府对资源的支配，加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来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供给侧改革初期治理的核心是淘汰落后产能并通过市场优化产能供给，而政府在多个渠道降低直接管理，鼓励创新，更多的转向以监管为核心的治理模式。
　　在医疗服务市场，需求并没有下降，反而在节节上升，但有效优质的供给却始终非常匮乏。因此，相比于那些需求疲软的行业，医疗服务是供给侧改革更容易体现效果的对象。而要改革，首先是应该将落后产能淘汰和重组并强化优势产能，从而进一步有效满足市场需求。
从市场现状来看，目前三甲医院集中了优势产能，无论是人才、技术水平还是硬件设备，三甲一应俱全，也获得了需求方的一致认可。而二级以下医院，特别是基层医疗机构则因为缺医少药，成为落后产能，需求方不认可，看病的人寥寥可数。表明看来，改善供给只要扩大三甲，淘汰基层就能实现。
　　但是，医疗服务有别于普通商品，其自身的供给逻辑并没有这么简单。三甲虽然集中了优势资源，但价格高昂，浪费严重，严重耗费了支付方和病人的资金。由于小病占了医疗需求的大多数，而大病的占比毕竟只是少数。如果任何小病都涌向三甲，势必造成进一步的医疗资源浪费导致供需失衡无法扭转，最终让病人和作为支付的医保承担高额的费用。基层作为守门人则主要以较为合理的价格为普通的小病提供服务，而占比较小的疑难杂症和重症则交给大医院去解决。
　　因此，在医疗服务市场，改善供给的核心是将大医院的功能定位于大病，大部分的小病还是回到基层。淘汰落后产能的核心是将自身服务能力差且无法吸引病人的基础医疗机构淘汰或重组，加强那些已经有较好服务能力的基础医疗机构。对于大医院来说，由于未来分流会造成其营收下降，应该以政策指引的形式让其明确自身发展的边界并做好开源节流的规划，通过深化对大病治疗能力来增加供给纵深，并规模化的削减原本被浪费的成本。
因此，医疗供给侧的改革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合格医疗人才的培养和训练。当前供需矛盾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如何加强医生的培养并通过长期的训练使其成长为合格的具有完整服务能力的医生成为重点。在中国专科盛行的体系下，即使放开医生自由执业也无法为基层提供足够的合格全科医生，这也是目前制约提高供给的另一个因素。因此，加大合格医生的供给才是正道，但这耗费的时间会较长，不能立竿见影。不过与那些试图通过投机取巧的方式来解决困境的方式相比，这是更为有效而稳健的方案。
　　第二，支付体系的建立。在医疗机构整体改革的大背景下，服务费用的上升是大势所趋，但价格上升后全国性的医疗服务价格标准并未建立，医保的控费能力也极其粗放。如何在短期内建立一整套完整可行的支付价格体系是一个较大的挑战。支付标准和监管标准作为供给改革的基础是最不可或缺的，无论是服务供需双方还是产品方，最终都是要依靠这个作为指引。只有在一个全国性的支付标准建立后，医疗市场改革才能落到实处，市场的调节手段也才能体现出来。
　　另外，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作为支付体系的有益补充。在过去的10年，高端健康险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市场规模过小无法获得大发展。未来的商业健康险主要的市场将集中在中端人群，因为这部分人群对优质医疗服务需求也是最为旺盛也有能力支付一定的费用来购买健康险。随着商业健康险的发展，支付方将支撑优质医疗服务的成长，也增加了供给。
　　第三，政府降低准入、回归监管。目前优质供给困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监管错位，主要集中在准入审批而非强化监管。要加强供给，需要将准入降低，让各类机构都能进入，但需要加强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严格控制医疗行为。监管精细化将是未来发展的重点，这对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也为各类辅助性工具提供了较好的机会。同时，商业健康险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控费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
第四，各层级协同体系的建立。要加强供给，光有加强基层优质供给还远远不够，由于原先的供应体系已经被严重扭曲，各个层级之间原先的协作体系早已不通畅。如何将各个层级之间的协同体系建立起来是不能仅仅依靠行政命令的，还是需要有一个较好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引。在这点上疗效将是一个很有利的核心指标，通过疗效考核的方式来明确各层级的合作将有助于不同机构有着共同的动力。
　　当然，医生自由执业对于推动增加供给也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中国医疗供给短缺的核心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医生自由执业只能盘活存量，无法增量，最终还是解决不了短缺的问题。所以，核心还是在加大培养合格人才，但人才的进入是需要刺激的，这就不得不依赖支付方的支持，以提高医生个人的收入。而收入的增加必须伴随着监管，否则不仅控费流为空谈，也将严重损害病人和支付方的利益。最后，各层级体系的协同是完善整个供给的重要一步，否则供给无法有效，依旧是割裂的区块。
　　从上述简单的分析来看，医疗服务市场的改革将是一个中长期的过程，但在变革的过程中，各方都将寻找到自身的机会。在大规模的市场变革中，互联网医疗公司必须顺应市场趋势来明确自身的定位，抛弃不切实际的战略，才能抓住浪潮，否则很可能难以维系。
　　从供给侧来看，互联网医疗未来的机会将分为几部分：第一，医疗人才的培训。由于医疗人才培训是一个长期过程，特别是全科医生的培训更是没有前例可循，课程的研发和远程教学培训将成为一块较为稳定增长的市场。同时，各个层级医师常年的培训也都将获得较大的增长。这部分市场政府的投入是一部分，更多的是依靠各家医疗机构的投入。因为在多点执业进而是自由执业的大趋势下，医生会向更好的医疗机构流动，对人才的争夺将常态化，获得良好的训练是很多处于上升通道的医生所渴望获取的。多层级的医疗机构的协同对医生的要求明显变高了，这些都绕不开长期的培训。
　　第二，配合监管体系的发展。随着标准化支付体系的建立，对医疗行为监管的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挑战。在精细化监管建设的过程中，各类数据分析和互联网的工具都将获得运用，比如现在逐渐获得市场关注的合理用药系统和未来的PBM等都将是监管不可或缺的帮手。
　　第三，各层级之间的合作带来的远程医疗和移动医疗机会。随着各层级医疗机构协作的加强，远程问诊和远程监测都将获得较大的发展。但远程医疗的发展将更多的是为各类医疗合作体提供协同，而非独立第三方的单独发展，远程问诊的辅助性角色将日益加强。当然，目前中国整体医疗市场扭曲较为严重，中短期内获得成功的远程医疗公司将是那些能拥有庞大的线下重资产的公司，而非单纯的互联网公司。这一点与美国的发展以及行业投资人早期的基本判断完全相反，也使得远程医疗领域更多的成为一个巨头之间的游戏，而非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所能运营的。
　　而移动医疗的发展更将紧密围绕医疗服务的需求。由于缺乏价值医疗的赔付标准，移动医疗在中国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只能更多的成为各个医疗机构更有效的去管理和服务病人的工具，以通过数据采集和分析来为医疗服务提供延伸和诊断辅助。由于主要支付方的医保很难作为采购方来采购移动医疗的服务，而商保发展又过于缓慢，移动医疗在中短期内的发展更多侧重于技术类服务，而非整体性服务。
　　第四，云计算和数据分析的规模性扩张。在支付、监管和多层级合作的体系下，远端的存储和传输将获得极大的增量，无论是为一家医院单独定制的还是为医疗合作体共同打造的，都离不开云计算。同时，为了加强医疗机构的运营效率、提高支付方的监管能力和更好的提高临床医疗水平，数据分析将不可或缺，拥有大数据并不代表有能力去做好数据分析，这在未来将是具有专业化能力公司的角逐之地。
　　从以上的简述来看，目前市场上的互联网医疗公司如果要真正寻找到适合自身的模式，必须顺应市场趋势，任何纯粹基于互联网思维来做医疗服务的都将不可持续。从总体上来看，目前基础医疗的供给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对其进行重组和关停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想在中期就能有收获的公司必须暂时绕开体制，在体制外构建一个线下的重资产模式，才能在一个区域提供一个可能的互联网医疗模式。
　　因此，未来两年，能够在这一市场存活和发展的首先是拥有线下重资产的大体量公司，光拥有巨额现金依旧很难在这一市场立足。尽管目前有多家公司试图通过成为商业健康险的渠道来获得营收，但互联网医疗公司本身是无法通过成为保险渠道来成长为巨头的（详情参见《互联网医疗作为健康险渠道的局限》）。
　　其次，市场趋势带动下的大量细分市场都有机会，但对于大体量的公司来说都不适合，而是那些在细分领域长期深耕且专注的公司。无论是数据分析，或是合理用药和未来的PBM公司，都是需要长期专注才能成功的，但这些市场未来尽管体量会很大，但市场仍会长期分散，很难在短期内出现大体量公司。
　　总之，增加优质有效的供给是未来医疗服务的长期趋势，如何围绕这一趋势去获取发展动力将是所有医疗服务公司都需要思考的问题，互联网的工具性属性将有助于市场的推进，但如何成功的在市场上找到契合点是互联网医疗发展的价值所在。